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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内嵌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法理关系，从而达到降低法治成本与精准民意表达之目的。

这个问题早在1992年宪法修改小组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就被提出来了。我们都知道他的名言：地球的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对之既无权力，也无权利。

他根据每19年就是一代人的自然更新，提出在每19年终结时，每一部宪法和法律都将自然过期……如果宪法得到更长时间的执行，宪法就成为暴力的法律，而不是权利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每一代人事实上都有其废止权，惟其如此才得以自由，如同宪法或法律明文限定在19年。三、宪法实施:宪法的革命性与连续性 宪法实施问题不仅涉及宪法在道体与器用层面的区分，而且涉及宪法的当下性与普遍性、革命性与连续性。在我们的潜意识或者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观念里，我们依然保持着大修思维，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关注宪法中发挥实效的部分，而不大关注宪法法定的形式文本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虽然杰斐逊所主张的美国宪法每19年重来一次未能实现，但美国宪法的不断革命本身是不争的事实。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正本清源，将制宪日确定为宪法纪念日，从而彰显宪法在道体问题上的重要性，淡化器用视角下的实效性问题。

前一个是法定文本，后一个是工作文本，以便于人们使用查阅。这个宪法修改模式被学术界称为大修。王锴：《调取查阅通话（讯）记录中的基本权利保护》，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

[22]对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妨举例来说明：通过基本权利理论上的论证，我们能够证立立法者亦受到基本权利拘束，但此种拘束具体应当如何落实，如何在实践中转换为一套能够通过法院审查来执行的程式，则必须借助于教义学上的建构。十余年以后，再作此文，希望能从教学的角度深化和细化前论，继续推广三阶层框架在基本权利案例分析中的应用。自始就把某特定对公益有害的行为类型排除于保护领域之外的基本权利，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并不多见。[34]但此后，宪法法院的裁判逐渐变得越来越法度森严，宪法法院也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度教义化的阶段。

实际上，即使让一群普通人讨论一个案件，他们往往也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想到几乎所有需要分析的问题点。而一旦将裁判理由一一放在了桌面上，其他人就可以据此对已经作出的法律判断进行复盘，审查其是否正确地考量了每一个要素，并进而对结论的正确性进行验证。

杜强强：《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概而言之，内部理论认为，权利的限制是内在于权利的（内在限制），因而，言论不能损害他人名誉即意味着言论自由自始即不包括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据此，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和基本权利限制就是同一个问题。[35]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皮浩特与施林克的教科书有所突破，他们首先在总论部分清晰阐释了三阶层的审查框架，进而将这一框架前后一贯地适用于分论部分各单项基本权利以及相关案例的分析之中，从而充分展现了教义学框架的价值，使其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正如施达克（Christian Starck）教授所言：这种双阶的论证方式，主要目的是避免过早就把自由所必然带有的公益关联提到基本权的构成要件中讨论。

借助审查框架，我们即可将这一复杂的问题化约为保护范围层面的一个争点：人有自杀的权利吗？如果有，个体决定自杀的权利是否也包括个人为此向第三方寻求帮助以及利用第三方提供的帮助的自由？[48] 第三，合逻辑和经济性。在第三个阶层干预的正当化要审查：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此种干预是否具备宪法正当性？基本权利并非绝对不受限制，实际上，宪法本身已经预设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可能性。职是之故，这套案件分析框架和方法构成了宪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法科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再借用德国鉴定式案例分析中通常使用的表述，这意味着：当某项基本权利干预能够被该基本权利的限制规定所覆盖，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是合宪的，并按照符合宪法要求的方式被适用时，该基本权利干预才可能是合宪的。

[42]随后数年，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基本权利的三阶层审查框架逐渐获得广泛认可，更为深入精密的教义学研究成果亦已颇为可观。最后，即便宪法并未明文规定，基本权利还可能受到宪法内在限制的制约，亦即存在与该基本权利相冲突的其他宪法法益，这既可能涉及第三人的基本权利（例如某位作家的艺术自由与第三人名誉保护之间的冲突），也可能牵涉其他具有宪法位阶的法益（例如机动车限行案例中公民财产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

王锴：《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6]从根本上讲，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之所以有可能被正当化，正是因为宪法允许对基本权利施加限制。

三阶层审查框架预设了一种递进式的思维方式，其所使用的术语自然也反映了这种逻辑关系。这种以案说法的做法，固然可以引导学生对某个特定问题进行深入思索，但容易将学生对案例的思考范围局限在标题或者提示性问题所指向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知识点上。就此而言，我国宪法已将基本权利条款确立为有拘束力的法律规范，也对违宪后果作出了规定，但必须承认，这样一种普遍将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分置的规范结构，在认知上是不利于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的。本节以下在讨论审查框架对于法教义学的普遍意义时，完备全面和合逻辑与经济性两点，亦受到了陈璇教授此文的启发，为节约篇幅，不再单独注释。之所以认为基本权利规范在结构上不够显明清晰，是因为基本权利条款自身缺乏对法律后果的规定。也正是考虑到教义学之于教学的重要意义，自1985年初版起，皮浩特与施林克每年都对其教科书加以修订，两位作者本人一直更新至2012年第28版，至此该教材共销售了26万本。

[52] [德]罗尔夫·旺克：《法律解释》（第6版），蒋毅、季红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而每当他对裁判文书的底稿有所疑虑时，便会在形式的分节符号处填上内容性标题，这样做往往能让他发现前后龃龉之处。

而在宪法内部，基本权利处于核心地位。而国家的一个行为如果构成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则可初步推定为违宪。

首先需要指出，相较于刑法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或者民法侵权行为的客观构成要件—违法性—过错，基本权利的三阶层审查框架中缺少过错或者说责任这一层，之所以不需要考虑主观要件，是因为国家和国家机关本质上都是组织，不具有主观心理状态，无法论其过错。上一段提出，审查过程的透明和可检验性要求法官必须给出理由，在实践中这就转化为裁判文书（或者合宪性审查报告）说理的问题，而要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就必须借助于审查框架。

然而，即便宪法允许国家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也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任意无度地干预甚至限缩基本权利。但此种讨论的问题在于，其缺乏清晰的思考方向与路径，不知以何处作为切入口展开分析。这里需要注意，共同上位概念的划分要尽量精细，即找出最近一级的上位概念，最优效果是只有两相比较的对象分享这种本质上的相同，而排除了任何第三者，亦即共同上位概念之下只存在一种两分法的划分。[1]王锴：《调取查阅通话（讯）记录中的基本权利保护》，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第2页。

[4]从论证负担上来说，公民并不需要证明国家的干预行为是违宪的，相反，国家必须证明其干预行为是合宪的。对比其他法律领域，可以发现，三阶层审查框架作为宪法学上基本权利案例分析的基础框架，与请求权基础分析之于民法学、犯罪成立的三阶层检验模式之于刑法学相埒。

思维的逻辑性，进而还保证了思维的经济性。[53]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以下。

（2）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二、三阶层审查框架的适用范围 （一）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与审查框架 本文虽然以基本权利的审查框架为题，但首先必须澄清，三阶层审查框架并不能用于分析所有基本权利问题，毋宁，其只适用于防御权案件的审查，即国家的公权力行为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施加了干预，而公民认为此种干预侵害了其基本权利，请求排除侵害。

实际上，如果我们阅读1985年之前宪法法院作出的裁判，就会发现，彼时的判决远不如今天这么层级清晰、易于理解检验和拆解分析。张翔：《通信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进而，与防御权案件中对国家干预的过度禁止原则相反，处理保护义务案件的整体思路就是不足禁止，禁止国家不履行或不充分履行其保护义务。如此，审查框架就保证审查过程的透明和可检验性，而一旦审查过程是透明的、可检验的，司法恣意、基于个人价值或政治立场裁判的风险就自然会被降低。

[9]据此，每一项基本权利都具有多个功能面向，例如，学术自由在传统上被归入自由权，但其在今天的实现，不仅需要免于国家的不当干预，还仰仗国家的积极给付（提供科研基金），更系于一系列的组织保障（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8]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295页。

而结合基本权利条款与第5条第3款即可知，这里的完整规范应该是：如果一项法律侵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违反《宪法》第35条），那么该法律无效。[52]无论在具体分析中如何对应基本权利三阶层审查框架与其他部门法审查框架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必须承认，正是这套三阶层审查框架，使我们在认知和操作层面，能够比较容易地将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像民法和刑法规范那样——作为有拘束力的法律规范加以具体适用。

面对此种情况，就有必要通过教义学上的建构，来使宪法内在的侵害基本权利的法律/行为应被撤销的规范意旨显性化。[20]将基本权利理解为原则（Prinzipien），相对于规则（Regeln），作为原则的基本权利应以最优化的权衡方式适用，参见Robert Alexy, Theorie derGrundrech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8. Aufl. 2018, S.71 ff. [21] 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 Heidelberg: C. F. Müller, 36. Aufl. 2020, Rn.88. [22]黄舒芃：《什么是法释义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版，第11-12页。